「為何無論去到哪裡，他也掛在你嘴，能否搞清楚這個眼前人是我？」（《六天》Fiona Fung詞；周柏豪唱）在討論最低工資時，掛在大家嘴邊的不是「廿四蚊」就是「三十三蚊」，但我在《可加可減的最低工資》已經指出，在最低工資的討論中，大家的「眼前人」應該是最低工資水平的「調整機制」，而不是水平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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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也許，不提調整機制是有原因的，企業家們擔心，如果引入可加可減機制，從政者為了爭取民心，必會支持加薪、反對減薪，屆時最低工資只會易加難減，加重企業的經營壓力。我同意訂立法例時必須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，但我認為他們的理據有幾個漏洞。
　　首先，他們對香港工人缺乏信心，香港工人擁有自食其力的精神，幾多基層工人就算生活再艱難，也不願領取綜援，就是因為他們不願靠政府「救濟」。他們爭取最低工資，也只是希望自己有合理的報酬來應付生活所需。因此我堅信就算引入最低工資調整機制，工人們不會濫用機制。
　　其次，既然可加可減是一個「機制」，就可以將它當作機械來看待。機械是甚麼？我們不妨以電飯煲為例子：你加了米、加了水、按了掣、等一會，它就會給你白飯，斷不會給你河粉。最低工資調整機制亦如是：設定了一條公式後，由中立機構作計算，然後計出結果，決定最低工資的加減，其結果只受客觀因素影響，不受主觀因素左右；換言之，計出的答案斷不會將減薪變加薪，就好像電飯煲不會將白飯變成河粉一樣。如果最低工資可加可減機制將來真的受市民的主流意願所影響，只能說是機制設計得不好，卻不能說這機制不應存在。
　　最後，如果沒有可加可減機制，只會對企業家更為不利。試想想，如果沒有調整機制，每隔一段時間由從政者（行政會議或立法會）檢討最低工資水平，他們為了爭取支持度，必定會支持加薪、反對減薪，屆時最低工資真的變成有加無減了。如果有了調整機制，便能使從政者不能隨意按其選民的意願來漫天要價，因為有法可依，這對於企業來說豈不更有利？
　　政改使各路英雄都為此勞心，最低工資的討論稍為冷卻下來。我希望政改一役完後，大家都能搞清楚誰是真正的「眼前人」。